我出生在农村，尽管小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节俭总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因此，家中三兄妹的衣服鞋袜什么的，常常是可改则改可拼则拼。
记忆中那时候我们的鞋一般都是母亲在农闲时节自己做的。先用米糊把家中积存下来的零碎布料粘起来，做成一块块米筛大小的“布笆”，每块“布笆”大约是五到六层布料的厚度，等晾干以后收起来，就可以做鞋面的里子了。鞋底自然就是千针万针纳出来的“千层底”。有时候我们在一边做作业，母亲就坐在一边纳鞋底，右手中指间是一枚亮亮的顶针，手在抽麻线的时候，她就把那针的尖头放在嘴里，用牙齿咬着，而下一针开始缝的时候，她往往会把针头往头皮上划一划，然后再用力往鞋底里戳。当然，每次纳鞋底的时候，母亲旁边总还放着一只“鞋篮”，里面装着拔针用的钳子、润滑麻线用的蜡块、绕线用的线板等等。
对那时候的农村妇女来说，做布鞋是最寻常的家里活，并不需要集中时间天天做，一般都是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放，所以，有的时候，一双鞋甚至会拖上一两年时间。由于条件普遍较差，布鞋做好以后至少要穿一年时间，大脚趾已经露在外面但那鞋还天天穿着，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记得11岁那年，母亲在春天刚过就开始为我打算新鞋，她用线量一下我脚的大小，然后再适当放大一些尺寸，就开始动工。尽管那时一年穿一双母亲做的新鞋，是我们兄妹几个的寻常待遇，但有新鞋穿，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也许因为早一年做的鞋还没有穿破，也许是那一年母亲总是很忙，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之，从春天到夏天，再从夏天到秋天，直到冬天，我的鞋一直被放在鞋篮里，没有成型。眼看着就快过年了，母亲紧赶慢赶地为我赶制新鞋，但最终我还是没有在大年初一穿上新鞋。
没有赶上过年的关口，做鞋的事似乎又变得不很要紧了，那双眼看着就要完工的鞋又开始躺在鞋篮里，只是偶尔被动一动了。转眼天气转热，做鞋的事更是抛到脑后去了。就这样，一直到我12岁的秋天里，那双鞋才正式做完。
终于可以穿新鞋了，漫长等待过程中的抱怨和不满顷刻便被欢喜代替。迫不及待地将脚塞进新鞋，却发现再用劲也只能塞进大半只——那鞋已经明显比我的脚要短一些了。看到我既沮丧又委屈的表情，母亲安慰我说，新鞋小点没事，用楦头挣一下，能大不少起来。于是，母亲拿来几个光滑的木楦头前前后后的塞进鞋里，又用力往中间多加一块木片进去，再在鞋面上喷些清水，说是经过那样定型以后，我一定可以穿进去。第二天，母亲把那些楦头拔出，再次叫我试穿。看着那双被整得很饱满的新鞋，我充满了信心，相信一定可以了。于是，我再次将脚塞进那鞋里，尽管比昨天是宽了不少，可似乎依然不行。母亲见状极不甘心，亲自动手帮我试穿，叫我忍点痛，一定要想办法穿进去。最后，在母亲的教导下，我努力将脚趾勾起来，才勉强穿了进去，而我的脚就像上了夹板一样，根本无法自在的活动了。
我自然不愿意穿这样的新鞋，走起路来鞋底就像一块木板，可母亲总鼓励我说前三天熬过去后，就会越来越舒服的。于是，我坚持天天穿它，一直到不再疼痛，到后来能够一切自如。
那鞋陪我度过了12岁——一个女孩步入青春期前的重要年龄段。也许正是因为那双“小鞋”，我的脚从此没有再发育，一直保持着34-35码的大小，且几个脚趾始终蜷曲着。
1980年，我升入了初中。与前几年相比，那时的生活条件似乎已经有所好转，以前一直都是母亲亲手做的一些生活用品，已经可以适当用现金去买了。临近过年，母亲带我到县城百货公司去买鞋，她许诺给我买一双皮鞋让我过年。
在百货公司鞋柜前，母亲替我看中了一双紫红色的人造革面料皮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看见这样一双漂亮鞋子，自然激动无比。母亲让服务员拿出一双35码的鞋，我穿在脚上，真是浑身舒服，扣好鞋襻直起身来的时候，感觉仿佛已经看到了村里同伴们那妒忌无比的目光。母亲也觉得满意，叫服务员拿一双37码的鞋包起来。服务员有点纳闷，母亲就说，孩子正是发育阶段，长得快，买大一点可以多穿几年。
由于那鞋实在太大，且是方口的，我只要将脚趾稍微勾一下，就可以轻松伸到鞋面上去，母亲就想了个土办法，找了一大团棉花塞在鞋里，避免我在走路时不小心将脚翻到鞋面上去。
尽管那皮鞋走起路来实在很不方便，但那年春节当我出现在同伴面前，看到他们脚上套的还是一律黑色的布鞋时，心里的幸福感和优越感是无法形容的——直到今天，30年过去了，生活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买一双自己喜欢的鞋已经成为寻常小事，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今生第一双皮鞋，也是我今生穿不着的“大鞋”——它的定价是13.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