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事件、上海袭警事件之后，我们每个人关于幸福、关于美好的信仰必再次在深渊中变成苦涩的疑问。这正是信仰蒙耻的危机事件。
我们愤怒于暴行的同时，应当追问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是否丧失了有爱的心灵而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狰狞？谴责那些基于报复的血腥、残忍和疯狂，更有必要追问我们关于爱的体验究竟从何处断裂？难道我们真没有爱的基因，抑或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何以我们常觉得我们处于一个地狱般的世界？我所说的爱，不仅是亲情、爱情之爱，而更是一种普通个体之间的无私的本体性的怜悯、同情、关心。
摊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地图，我不得不悲观地感叹，我们从根本上缺乏爱的资源。本来儒家是有“温柔敦厚”“仁者爱人”的教诲，然而历史的秘密就在于权力把持下，这些教诲成为驯民的治人心术，让“人皆有怜悯之心”成了王道和霸道而非人道的基础。况且这些“爱”的表述本身就是很微弱甚至脆弱的，它仅仅从伦常出发，根本不针对一个普通的他者。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君子无畏”的高亢声音里与强大的道德光环中显得微不足道、暗淡无光。道家的指向反而是“无爱”或者“有爱抛爱”。庄禅的精髓是超脱自己，“无累于世”，它的世界是无情的。谁说佛家宣扬爱？它讲的是忍受，拒绝了现世的爱与来世幸福的联结。就算这些传统文化的因子里有些许爱的道义要求，然而却被历史武断地切割掉了。与之呼应，我们的古典文学早就被礼仪、风俗、教化阉割掉了爱，强调心机、智慧、意境、技艺，或者热衷某种宏大叙事，爱无踪无影——只有对君王的爱（忠）对父母的爱（孝）对子女的爱（慈）——甚至没有爱情。
新文化运动，强调民主与科学，又演变成启蒙与革命的主题。我们总是躲避爱，将对爱的宣扬和认同付之阙如，认为爱这种不过是最动物性的东西何须我们用心。据说在新文学圈里，有人远离流行主题，既没有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冷漠，又没有革命家罔顾个体的高蹈。可是，“冰心是单纯的母爱的赞颁者；周作人笔涉花鸟虫鱼，都是博物学意义的；郁达夫游记，不过是柳宗元山水小品的放大罢了；丰子恺和许地山有一些泛爱主义的散文，其实是从释道的遗教”。（参林贤治《未曾消失的苇岸》）
当革命成为主流，文学里“人类之爱”遭到批判。从革命的抽象理想出发，爱、怜悯和同情成了软弱，成了小布尔乔亚情调。于是，革命的暴力赶走了反“革命”爱，我们欣赏的是“杀尽”和“推翻”，是痛打“落水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一个崇高目标下，“人必须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赫尔岑），个人的爱、对个人的爱就被扼杀了。随着革命的加剧，越来越倚重恐怖的暴力。文革时代以“打倒”式的污蔑与冷酷成为几乎唯一的声音。文革的颠峰是武斗，反映的不就是那粗暴时代的无爱之荒吗？希腊是如何变成罗马的（参《日瓦戈医生》结尾），就是从来不在意个人化的情感，特别是爱。而与革命对应的革命文学，还能（敢）在革命的压力面前讴歌爱、呼唤爱、表现爱吗？
当代，技术时代的黑夜降临，又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爱的精神自然在“和谐”的政局观念下隐匿：我们不在意个人心灵的爱或是不爱的受伤，只在乎有没有国家的稳定。神圣感的消失，“尤其是商品社会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我们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已经暴露于前。（参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三联2006年P108）时代的扭曲、盘剥的忘形、人心的张皇，“没有认清痛苦，爱也没有学成”（里尔克）。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的反思咀嚼曾经的苦难——只当成国家坚韧的考验，个体的苦痛之思被耽搁——所以关于爱，浅薄的我们再次错过了一个把握住的机遇。某个人的哭泣与无端之死，有谁倾听与在意？
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摩罗先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冷硬与荒寒”。那些“优秀作家都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努力中找到了一点什么，他们形成这样一种冷硬荒寒的文学气质乃是得自于生活的暗示。生活所给予这一批或曰这一代优秀作家的刺激与暗示竟然如此相同，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中如此忠实地凸现出这样共同的诗学特征。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生活的冷硬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冷硬，是心灵的荒寒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荒寒。”（参摩罗《冷硬与荒寒——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爱的情感担当已经被放弃了。
我说我们的文化、文学资源里缺少爱，但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暴行就因此是合理的存在，也并不是说我们的司空见惯、冷漠、自私就有了可以开脱的理由，相反，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反思和驱除我们心灵中的黑暗的东西，学会爱的生活。“一个人的心灵是不是残缺，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冷与暖，同时还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用自己的羸弱的爱心包裹这个世界。”（参摩罗《体验爱，体验幸福》）

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同样是缺少爱的教育。古代讲的人格修养，只注重与经世致用的功利联系和家国责任的外在诉求，而与内在的灵魂关涉教少。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小学课本第一册学生刚刚学会一、二、三后便是“爱人民，爱祖国，爱北京天安门”的教导，这些意识形态下爱的对象无疑是抽空了个体之爱的虚化的爱。其实，人们爱文化、爱艺术、爱祖国，这些爱，都与对人的爱不同，最原始、最纯粹的是个体之间的爱。被大词的爱压抑的，则是普通人之间的爱。我们爱人民，却不从爱他人入手，相反，我们的爱，从来就是从爱国开始。这种颠倒，使得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对个体的爱是否正确、是否高尚的依据是他对于他的祖国的情感。由此，我们强调勇敢（爱祖国、爱集体），要“不怕牺牲，不怕斗争”。我们的无爱，自然就是无“怕”（参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版2007年P17），传统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这种无畏意识的高扬则表明爱的根基被替换掉了。我们不讲爱，自然就缺少那种个体间的尊重、政府对个体的尊重意识。开平事件、上海袭警事件恰恰是由于这两种尊重的缺失而引起报复，而根本原因则是我们不讲爱，而这，又导致了报复的惨烈。
我们的历史课本以进步观念的历史主义的指导下，从来都坚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