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9军146师进驻县城，益阳和平解放。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两千年古县在平静中获得了新生。光阴荏苒，六十年过去，那位力促益阳和平解放的老人已经作古。但，八千里路云日和月，十几年间野火春风斗古城，他立下的汗马功劳，注定要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那位老人的名字叫张乐（原名张冬荣），益阳县人，上小学时，他受到启蒙老师张又珊（曾任当地农协会秘书长）的革命思想熏陶。1936年，考入芷江师范，与同学覃正光（解放后曾任湖南大学党委书记）等发起组织“芷江学生自治会”，任理事、总编辑，创办铅印刊物『芷师月刊』，宣传抗日救亡，从此开始革命生涯。1939年，23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担任中共益阳支部书记。之后，中共湘西工委将益阳支部升格为益阳区工委，他即任工委书记。下辖一个党总支、10个党支部、2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11人。还有一支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即“湖南人民解放突击12大队”（由他兼任政委），共有280余人，长短枪近百支，机枪一挺。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风雨下钟山，大军入江南，且将余勇追穷寇。根据湖南省委军事策反领导小组指示，为进一步争取团结进步力量，孤立瓦解反动势力，加速促成益阳和平解放，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孤军深入、智闯龙潭虎穴，迅速在国民党县乡政权和学校中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统战攻心攻势。
首先，敲山震虎，撵走顽首。运用张又珊、曾三的社会关系，他成功策反了益阳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贾运鸿，促使他认清形势，反戈一击。贾运鸿按照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暗地里联合在乡军官会、保安团和警察局的头目们，采取“不合作、唱反调”和“以保护为名、派兵监视逼宫”等手段，“挤”走了反动县长卢介祺，由接近革命的颜健接替，从而扫除了益阳和平解放的一大障碍。
接着，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在沅江，利用外围组织的各种关系，他径到国民党县党部宣传中共统战政策，为有关人士指明出路，促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正行弃暗投明，率兵起义，加速了沅江带动益阳和平解放的进程。随后他利用谢亚城（益阳箴言完小校长，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受县党部书记排挤的矛盾，邀请谢兢雄（谢亚城之子）一道，促其觉悟，主动把箴言完小变成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可靠据点。此外，他委派部下张文华劝说其表弟张文达利用同乡关系，策反益阳保安团一营二连长符昆刚，使该连在隐蔽战线上完全接受并服从中共地下党指挥。后来，该连利用驻防大桥镇的前沿优势和契机，积极主动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传递国民党军队调动情报。在其帮助下，12大队一中队在国民党第五区专署特务大队300多人的“清剿”中，安全脱险。
在瓦解敌对势力的同时，着手智取勇夺重要的战略资源，主要是民心和粮草。1949年上半年，石笋、新市渡一带闹粮荒。以游击队武装力量为后盾，他公开领导农民向当地地主借粮。先后共借粮500多担，分给当地缺粮农民。此举既大大缓解了农民的饥荒问题，也扩大了中共地下党的影响，进一步夯实了“和平迎解放”的广大群众基础。实际上，是时，他领导的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已逐渐控制了涧山、箴言和太古等地的乡政权，国民党县乡政府已无法再从这些地方征集粮食供应当地驻军。使之深陷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境，这对打击和瓦解敌军的士气、军心和战斗力，自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国民党县政府只能只好准备把原存放在新市渡田庄的一批粮食拨给白崇禧的103军。截获此情报后，他发动群众沿途阻运，并亲自带领游击队暗地转移粮食，保护粮食。最后，这批粮食都交到了向大西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47军手中。
下好最紧要的一步棋，完成最精彩的一和局。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分两路向长沙、常德挺进。盘踞益阳之敌大部西窜，犹有潜伏残敌意图负隅顽抗。为防止敌特破坏，护城迎解，他到道子坪主持12大队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外松内紧保和平：一路由一中队驻南坝待命，维持秩序；一路由二中队移驻山门坎，做好入城准备；一路由他抽调20多个精干队员，佩带短枪进城，与早已准备好里应外合的贾运鸿、颜健会合县属武装队伍，一起集中布控县城各要塞和要区，全力以赴护城、护厂、护仓库，确保益阳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冲破黎明前黑暗的难忘战斗中，貌不惊人的他再次发挥、体现了其惊人的领导睿智和军事才华。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全面接管城区防务的他迅即派张文华等干部，分别发动码头、轮渡和厂矿工人，组成工人纠察队，保护各部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维护秩序，确保交通要道畅通，保持各厂矿、商店的正常生产和营业。由于安排周到，警戒严密，益阳在和平迎解的过程中，未出现任何混乱，未出现大的差错。在社会变迁的动荡时期，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风口浪尖的非常时点，关国系民，惟此为大，冷静善待生命，沉着应对变局，一笑泯尽恩怨，彰显中共组织的和个人的胸襟、胆识和气量，充分相信和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群策群力，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在暗淡了刀光剑影中，于远离了勾心斗角里，让千年古城完成脱胎换骨的新生洗礼。六十年前，他如此平静而从容地做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犹引发并留给我们深沉而深刻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