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如严冬一样冷，心里很难受，不知善良、良心这几个字眼，怎样才算吐出口。
说起来，也是一个冬天，虽没有下雪，但却零下七至八度，塘堰都结冰了，北风吹裂了人们的手和脸。妻子在民政所工作，门是关着的，烧了炭火。正在此时，有一位五十余岁的中老年妇女把门推开，走了进来。
“这里谁是所长？”这位中年妇女问。
所长站了起来，说:“我就是。”
“你们也太缺德了，俺老婆子是红军失散人员，怎么到冬天了也不给发钱？”
“你是哪村的？”所长问。
“俺是A村的，”中老年妇女讲。
“前天，不是到过你村吗？”
“嗯。”
“你村不是已经落实政策了吗？”
“落实？怎么落实？落实了怎么没有俺老婆子的，”妇女越说越凶，唾液沫溅了所长一脸。
所长也来了气。但心里在想，是不是自己工作马虎了，漏了？就找来了红军失散人员台账，翻开A村一看，问:“你老婆子贵姓？”
“姓朱。”
“噢。找到了。她是十一月份去世的，按政策是不应再发了。”
“谁说的？嗯？放屁。俺老婆子为党做出了多少贡献？怎么说不给就不给？都是你们这些王八羔子给克扣了。”
“你嘴放干净点，”所长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你自己做的事，你不知道，还有理？你的良心给狗吃了？不说给你钱，要是有人告上去，你连命都没有了。”所长骂得她哑口无言。
妻子回来讲，经过所长一骂，那个女人抱着头，哭着回家了。
妻子说，所长等那女人走后，才把经过讲了出来。
原来，这家朱婆婆确实是红军失散人员，九十六岁了，头发斑白，干瘪的嘴全是皱纹，皱纹记载着她的沧桑和心酸。她儿子死了，没有孙子，儿子生了两个女儿，都嫁了人家。儿媳妇又找了一个丈夫，仍住在老太太家。老太太生病了，喝不到一口水;吃饭了，儿媳妇和丈夫先吃，剩多剩少都是这位老人的。可就是这样，她却一年一年过来了，死也死不了，生命对于她来讲，就像是对面的山丘，颤巍巍的；更像是普通的笆根草，到春天，又重生起来，那样有韧性，活得却是那样的凄苦。
党的政策真好，改革开放了，党在这里落实红军失散人员政策。想当年，她参加了童子团，为红军站过岗，放过哨。红军走了，她留了下来，等到刘伯承的军队再进大别山时，她已经嫁了人。那一夜，一个排的人就住在她的屋檐下，她为这一排的人升起了火，烧出一壶壶开水，为战士们把衣服烤干，又到菜园去，为战士们挖了一篮子菜，叫战士们进屋。战士们有纪律，就是不进屋。在她家屋檐下整整住了两天，最后还是开拔了。临走，排长握着她的手，把一张白纸条塞进她的手里，说:“你保重，我们走了，等到全国解放了，你就拿这纸条找共产党，党会给你兑现。”
可大娘不认识字，不知写些什么，就把纸条一捏，塞进了泥土墙洞里，一放就是四十余年。
到八八年，落实政策，村干部说:“朱大妈？你不说你也当过童子团，解放军还在你家门外住过吗？”朱大妈才想起来有一张白纸条，跑回去，用铁钩子把纸条钩出来，看一看，也变黄了，上面写着什么？是用毛笔写的，村干部一看，是:“大米一百斤，白菜三百斤，政府要十倍给兑现”。下款落着人民解放军王排长的名字。大娘被评上了红军失散人员，每月从二十元涨到每月近一百多元，也够大娘吃喝了，也够大娘维持生活了。党对大娘的恩情很深。大娘常常把那张发黄的纸条拿出来，泪花中仍能看见王排长那张稚嫩的小脸蛋。
可是有一天，当大娘用手展开那张黄纸条，在小火炉边细细触摸时，她的儿媳瞧见了，一把把那张黄纸条抢了过来，放在火炉里烧来，嘴里还骂着:“你这老不死的，还想着你的老情人呀？”
大娘没有哼声，也没有掉眼泪，默默地把手深到火炉里，直到起了泡，才把手缩了回来。
后来才了解，村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发钱时，儿媳妇去领，领了后，就不给大娘，也不给大娘肉吃，连饭也吃不饱。有一天，大娘找到村，说再发钱，必须发到她手里。一生当中，这一次算说了句硬实话，可这次硬实话，使她遭到了灭顶之灾。
这天，大娘病了。几天不吃饭。睡在床上，像往常一样，喝点水，病是会好的。但她万万没想到，她死了。死后，她的儿媳向村民组的群众说，死了，病的，但谁信呢？也没有一个人去告她，大家心里都孤疑，这么硬朗的老太太，这么善良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但是没有证据，村干部一看到这个恶婆也五十多岁了，已近暮年，就宽容了她。但是，上苍能宽容她妈？
下葬了，村里才想起，这位老人的脖子还有深深的绳印。
这几年，农村变得富裕了，朱大娘的儿媳也建起了砖瓦房，穿着锦衣，吃着肉，那一年一千多元的红军失散人员的补助金，她却仍要去争，去要。朱大妈不是她的亲骨肉，就算是她的亲骨肉，这是党的恩情钱，这个恶婆能咽得下去吗？党没有惩罚她，她就能逍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