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即英雄，又稳当。这是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的看法。今借其中一点意思，我有我的看法:禁锢人的思想，莫如做教师；要减缓教育的发展，莫如搞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这不是骇人听闻，也不是在危言耸听。面对着早已根深蒂固的制度，我们无法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质疑什么。
如今教育制度，本就几十年不见完善，偶尔有一改，却仿佛越来越奇怪了，曾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纲领，却未见有任何值得全民称赞的策略，誓要强抓教育的初衷，却最终体制和青年双残结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首先教育制度所口口声声的公平从没有真正的赋予学生，反而有的是不公正、不公平和处理的特大错误，教育从来没有与学生和青年站在同等位置，而是青年受教育制度的牵制，好比套着缰绳的马和不得不服从的牵制。“宁得徒名，而不实际”。人人近二十年的禁锢教育中，旁人诈看我们的教学课程，还真以为这是个真抓教学的典范；文、理、体、德无一不全，好一派全面发展的景象，而最终还是全部白痴。偶有教授与专家也只得可笑的成为无能虚伪，偷窃他人和造假害人的例子。这种情况更像表面堂皇的黑店外的善良招牌，除以聊以自慰外，倘更粉饰的好看一点，更可以作为无奈时用于观赏外表的景象。
制度也学得圆滑，包括青年，不得有尖尖冒出来，更不许发声诉苦。如果你真的要当一回《红楼梦》中的焦大，以其情况之下的底下身份醉酒大骂，结果也是一样的：主子深恶，奴才痛疾；还要给你塞一嘴的马粪。大概许多人都不愿被嘴里塞马粪，甚至连身上沾粪臭都胆小怯弱，只好被变的圆滑与无自主。所以渐渐地：作为国学语文，“突然”和“忽然”变的大不一样；新的思想变的不啻标准；标新和真知不如圆滑和世俗。作为理学、科技，也要来马虎一大把，只训练了死搬硬套和蒙混过关。待到真正献身时，就只能是上面所说的偷窃和造假了。更甚的是：二十几年的学习，居然还要靠掌握外国语言的水平来衡量，就算过了又怎样，外语论文还是靠抄，看外国名著还是一头雾水。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求学问的人连自己的文化没有了解，居然去学外国。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角落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口多少并不是事情的理由，两千五百年来没有自己的新发现，且在新时代里依旧旧貌笑得出春风……
笔者先前曾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某教师将其学生从四楼仍下致死后，办公室的老师看到后的感叹是：看！我们的教师压力多大啊！
体制和其下的为人师者，因为它和他们从来没有以平等的姿势来看一眼青年与学生，从来的感觉就是高高在上，固若金汤。动摇不得的。不论好坏黑白，指东不得向西，打狗不得去撵鸡。繁重的缰绳套在马上，马自己跑却脱不开牢牢的绳套，新世纪共攀教育高山的起跑线上，我们人未上山却累死了马；那些早已麻木的制度扎扎实实地旋绕在树根的旁边，面对着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大好时光，我们树未长成却朽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