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都在想：历史是什么？字典上的解释是：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经历。②过去的事实。③过去事实的记载。④指历史学。由此观之，“历史”一词与“过去”脱不了干系。这过去从宇宙形成之初延续到了上一秒，我们活在自己的历史之中又怎能不去认识这个世界曾经经历过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说的虽然是谏臣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变迁对现实兴替的借鉴性，以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阅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时，首先感受到的是顾先生对历史的严谨态度和谦逊的品行，不禁备受鼓舞，在本书的开篇顾先生就指出自己在完成本书时所犯下的错误，即在此之前并未学习马列主义，怀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全盘的否定，没有提及其中的可取之处，同时经济和政治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没能全方面的对当时的历史进行评价是他的一大憾事。于是致使自己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又加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秦是我国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实行郡县制、三公九卿等制度，这是君主高度集权的开始，秦朝虽然开创了无数的辉煌但是却躲不过短命的命运，由于秦始皇的暴政，不断有农民起义发生，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拟假诏逼迫公子扶苏自杀，因而秦国丧失了一个转运的机会，秦二世即位后，秦国的形式因故没有好转，秦国末年，楚汉争霸，秦国终于走向了灭亡。虽然说《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大部分都在描写汉朝的历史文化变迁，然而秦才是阴阳五行等一切后世学术理论的连接点。
秦的大一统王朝刚刚建立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措施，为中华文化的统一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为加强思想制，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禁止“焚书”、“坑儒”等强硬措施，致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渐渐衰退，虽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却使一部分古籍丢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样的，在秦的末世项羽的火烧阿房宫的行为也起到了类似的影响。顾先生特意将“焚书”、“坑儒”分成两个事件来讲，认为“焚书”是一项政治措施，而“坑儒”却是秦始皇个人的发脾气，当现在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也确实如先生所说的那样，“坑儒”只是因为侯生和卢生两个方士在背后说秦始皇的坏话而连累了大批的方士。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始皇帝“坑”的不是儒。而今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将“焚书”和“坑儒”一并列为秦始皇采取的政治措施，不知是一种错误还是我自己的误解？
话又说到现在的历史教育，不觉认为其中的历史事件太过浅显，只是在普及基本知识，而且小学、初中、高中所学习的知识中有重复，虽然其深入状况是成递进状态然而仍然无法使我们深入其中的真相。对自己来说一开始单纯的背历史书上的知识，觉得无比枯燥，而有一段时间网上所谓的“穿越”类小说大热，抱着尝试的心态看了几本之后由于其中历史人物的内心描写的过于丰富真的有兴趣去看一些正规或者不正规的史书。于是觉得要想真正了解历史必须去揣测当时的那个人心里所想的到底是什么，然而时间过的太快，我们回不去过去的那些岁月，就算真正能够穿越，面对着真人都不一定能看清楚的史实怎么能凭一两本所谓的史书而妄下定论呢。或许这样说太过感性，然而我们也无法分辨哪一本史册后面隐藏了怎样的一段挽歌。古人或许没有我所认为的那么神秘，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样做总归会有理由，同样的，记载史书的人同样对待一段史实也会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就算是司马迁，在描写屈原的过程中也有添加“渔父”的桥段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大多时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往往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写的，对一个人有褒，那么对另一个人也就有贬。当然，这样的说法不是绝对的，然而，我们能保证中华上下五千年里没有这样一部书吗？恐怕还不只一部吧，那么放眼世界又如何呢？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我们现在已有的某些历史定论，只是认为每个人都有保留对自己所认为的一段历史的说话的权力。
于是在这本书中也会偶尔感受到顾先生其实心中是很鄙弃古代各种阴阳术士的行为的。比如在本书的第十八章里有这样一句话：“虽则这篇书还见于《吕氏春秋》等书中，难道他们就不能把它插进去吗？”揣摩其中的语气，其中猜测甚至赌气的成分竟然能明显的感觉的到。
现在回到书里所讲述的文化变迁，第一章就提到了阴阳五行学说，对其进行细致整理的齐国人邹衍恰好是我的老乡，这位老乡的学说整整影响了今后王朝的变迁和礼制改革。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一开始怎么看都是和道家的阴阳、太极有关，但是却是为儒家所用并成为君主笃信的准则，这其中确实存在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只是将世界或者说宇宙的组成仅仅看作是几种元素的组成就太过简单了。话又说到我的另一个老乡——王莽，汉初兴盛的是黄老之学，意在休养生息，因而汉初的社会恢复的很好，到达汉武帝的全盛时期，为了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情，这个时候儒家学说的种种礼教程序就派上了用处，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来确立“天子”的地位，汉武帝又通过置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到了王莽时期，由于王莽是个笃信阴阳五行的人，又新生了“五行相生”的学说，为王莽的即位增加了神秘的色彩，让人民对其更加信服。由于王莽的默许，在此期间，为了迎合王莽即位的“天意”，各种各样的“古籍”就这样被造出来了，其中刘歆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王莽和邹衍推行的学说之间固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在另一方面邹衍又为王莽甚至以后的君王提供一个造伪的机会。
不仅阴阳五行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方士相应产生的儒家思想也同样为现世的各种礼仪制度已经中华传统美德的形成提供了借鉴，从千年前传承至今，经过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文化已经自成一个体系，从某些方面来说，古代的习俗确实带有迷信的色彩，大多是用来服务帝王，巩固帝位，加强中央集权的，然而辩证的看，儒家思想提及的谦让、宽恕已经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渗入到中国社会发展中，这也不难说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