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申诉
我个人的遭遇，
错过的青春，
变形的灵魂。
无数失眠之夜
留下的痛苦的回忆。
我推翻一道道定义；
我打碎一层层枷锁；
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舒婷《一代人的呼声》
曾几时“知青”这个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却早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了。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下乡当知青，是我们走进社会的第一课，是谋生的唯一选择。因此“知青”成了一种烙印，印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作为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我们连带的是上下两段断代史，其中中间是我国历史中更为重要和奇特的“文化大革命”。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结下的情谊却是真挚的；知青的经历是苦涩的，却也是宝贵的。回忆知青岁月，不是为了歌颂那段历史，而是要给经历了那段青春岁月、现已年过半百的人们一个倾诉、回忆的机会。也许，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这样的故事，共同折射出当年的时代印记。它令人回忆，引人思索，给人启迪。虽然那个时代已经久远了，但这一代人的深刻印象永远都不会淡漠。
1968年，“文革”之后,中国又掀起了一场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几百万有关青年（大约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因为迫不得已必须给这一代外来者腾出地方”。注（1）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于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从66届开始，到78届整整十二年，开始了大批量的上山下乡。
我本应该是72年毕业生，因那时我家正面临返城（走五、七道路），为了能随父母回城，又继续上了两年学，于74年毕业。父母费尽了心思，最终我还是难逃下乡的命运，于74年11月份来到偏远的达官寨。
我下乡的时候，正值寒秋，载着我和几名知青还有行李的汽车，经过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小路，向目的地进发。我们几个背靠着，坐在敞篷的汽车上，一路上满眼灰蒙蒙一片，山林看不到一点绿意，地里的庄稼都已收割，只看到光秃秃的地里，时有一两颗没有割倒的玉米杆，孤零零地随风摇摆。刚刚还满腹的激情，此时仿佛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凉透了心。忽然感到离家后的孤独和无助。一路上大家都沉默无语，进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从达官寨这个名字上看，你就能看出这是个好地方。以前出了很多达官贵人，可是后来日本鬼子侵略东北时，到了这个村庄后，烧杀掠夺，临走时又在每口井里撒上毒药，以至于那年出生的孩子都成了痴呆。你现在随时都能看到的村里面一些院子的门口，坐着一个痴呆的傻儿。从那以后这个村庄也一点点败落，“文革期间”已是全公社最贫穷的地方。
我下乡到这里时，知青已从老百姓家，归回到集体青年点，青年点和大队部在一起，是个四合院，前面左边是大队部，有广播室，领导办公室。右边是个小卖部，卖些生活用品。后面一趟房是青年宿舍，右边两间是女宿舍，左边两间是男宿舍。靠男宿舍这边，是个大会议室。靠女生宿舍这边，是食堂和饭厅。宿舍里是对面炕大通铺。炕上放着一排行李卷。这就是我们的床。一间屋子里住十几个青年。沿墙一排木箱子，我们一人一个。里面装着我们的私人用品，衣物，还藏着各自的秘密。屋外中间有篮球场那么大的一块空地，后经过修整变成一个篮球场。所有的男女知青都住在这里，一起出工，一起吃住。在这里，我度过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花一样的年龄，花一样的青春，整整四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