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原本不住在山里，不知什么时候一场战争，山里人才住到山里来的，给了山里的生机，却也几乎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从此世世代代都是住在山里。爷爷的小时侯留的半头辫子，到了后来山外的几个土匪躲进山里才知道世道变了，剃掉了那半头辫子，连土匪也变成了山里人了，山里还是依然平静如初，直到二十多年后几名山外人挑着一大担的行李进村，在村子中央树了两个竹竿，在两个竹竿之间挂上大块的白布，晚上那白布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从未见过的影子。爷爷问那几个外乡人才知道那是城里，城里的人们有华丽的衣服，城里的人住在比山还高的楼里面，城里还有不用牛拉的汽车，城里……城里有太多太多山里人不知道的事物。外乡人告诉爷爷城里在山的另一头的另一头的世界，走路要半个多月。外乡人还告诉爷爷山里人要是想住进城里就要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那时的爷爷是多么的向往，可爷爷不识字，住不了城里，那天爷爷沉默了……
不久爷爷把父亲送进学堂，省吃俭用的供父亲上完山里的学堂，就在父亲要去山那头上学堂的前一天爷爷对父亲说起了城里的人，城里人的衣服、城里人的房子还有城里不用牛拉的车。第二天父亲背上行李走向了山的那头，可他已经牢牢的记下了城里的世界。父亲读完了山那头的学堂，终于可以到城里的学堂读书了。可就在那一年一场叫“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剥夺了父亲收教育的权利，也打破了爷爷的进城梦，父亲只得重新背上行李回到山里，爷爷又沉默了。
父亲靠着在山里当村委的姑当上了山里的民办教师，后来山里通了公路也通了电，山里人过上了温饱的日子，父亲也娶了母亲。爷爷简单的收拾了一些零头，拖着那条从房梁上摔下的瘸腿，蹒跚的就往山口的那条新路走去，可爷爷老了，腿脚又不方便，走到山口的那条新路两腿就已经软了，再也走不了了，爷爷无奈的叹了口气，又蹒跚的走了回来。从此爷爷便寡寡不欢，总独自一人坐在墙根下的凳子上。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始终没有办法。
就我出生的那一年，村长的儿子挤掉了父亲的民办教师，父亲调到山里的供销店，也就在我的三弟出生的第二年，体制改革，父亲承包了那个小店，在次年净赚了几千元，那一年也是爷爷的八十一大寿，父亲准备为爷爷准备为爷爷办个体面的生日，可爷爷拒绝了。父亲问爷爷什么原因，爷爷不说，只是又蹒跚的走向山口。母亲知道爷爷的心思，请来了山里的老中医为爷爷把了脉，又买了一堆的保健品，当晚父亲召集了伯父一家开了个家庭会议，提议去城里旅游一趟，算是为爷爷过生日。爷爷脸上明显露出了笑容，可大婶却放心不下爷爷的身体，母亲这才把老中医的诊断情况说了一下。又把买来的保健品递给爷爷，嘱咐爷爷一定要按时吃。最后一致通过，如果爷爷的身体没有问题，就在生日的那一天，一大家子包车城里旅游。
爷爷一生勤俭，从不舍得乱花钱，但那段时间却如吃药一般的准时吃母亲买来的保健品。就在爷爷生日的前一天，母亲又请来了村里的老中医，老中医仔仔细细的检查一翻，一家人眼巴巴的等待结果，爷爷更是一个劲的说，“没事，没事……”。此时的他比任何一个人还紧张。最后那老中医才道出爷爷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一家子才松了口气，爷爷当然比谁都高兴了。
第二天还没亮爷爷早早的就起床，站在家门口等着接我们一家的面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