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之余，不免与出版界结识了几个朋友，也因此我便喜欢上了读读出版家在编余之际写下的东西。其缘由，除了那种文字大多没有纯粹的学院派学人笔下高头讲章所难免的方正呆板之气，还因为这类随笔普遍有着诸多与现当代出版史相关联的内容，比如出版人物、出版个案等，流传着不少旧年的人文消息，往往令我等后辈不由得产生出一种“历史的想象”。在这几年购读的书中，我觉得许觉民先生的《风雨故旧录》，就是这样一册让我心动的文字。每每春寒乍起的夜里，风雨敲窗，信手翻书，许先生笔下的风雨也频频入我梦中。
在当代文学史上，许觉民先生曾以笔名“洁泯”所写的文学评论名世，但他的本行却是出版，曾任三联书店副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等职务。编著双栖的出版人在学界往往容易获得好的人缘，广于交友的许先生与许多现当代作家、学者保持着长久而友好的交往。一看书名可知，《风雨故旧录》就是他所写人物追忆文章的结集。故旧之中，包括叶圣陶、俞平伯、郑振铎、傅雷、巴金、柳青、郭小川、周扬、严文井、张光年、韦君宜、巴人、唐弢等。文章原是报刊上连载的专栏，每篇也只是两三千字，因其短，所以能在尺幅之间，尽见其剪影与摹神的文字功夫，多是一些片段的勾勒与写真，或是一件小事，或一个瞬间印象，不求立全传，而只求以生动之笔，传瞬间神情、述独特感受而已。回忆文章一向被认为是年长者的文体，因为记忆之外，还有着一份经历与见识的淬砺。许先生笔墨的老到，就在于其看似平淡闲笔之中，却寄予着一份别样的深情与沧桑之感。
如他在《萧军风貌》中写萧军：“五十年代的某日，我的办公室忽有一人推门而入，他身材魁梧，约五十岁年纪，戴一顶约莫一尺半宽的大草帽，身系一条足有三寸阔的皮带，皮带的系口一块大铜牌，闪闪发亮。这打扮颇像北京天桥的卖艺人。我正想问他找谁，他抢先开口说：‘我是萧军，来结算稿费的。’……我很欣赏他这种打扮，他说这打扮在北京可称独一无二。他问我稿费的计算方法是怎么来的，我和他解释，他说少了，他是专业写作者，靠稿费养家糊口。他建议稿费应采用鲁迅时代的版税制，比现在的要多。接着，他又问，为什么他的稿费支取标准要比矛盾低？我说何以见得，他告诉我刚才在会计桌上一叠单子里看到的。又说矛盾的资格固然比他老，但是他写的小说不比矛盾差，何以如此悬殊？你们这是论资排辈！我说，倘若鲁迅至今在世，你是否也觉得你的稿费和鲁迅一样？他说，鲁迅的文章当然比我高。我说，那么还有别的作家比你高的吗？他自信地说，高不到哪里去，都差不多。我想，他很有点像《水浒》里的好汉，让的只是宋公明一个人，其他都不在眼里。”
萧军的“野气”和纯真，以及他作为鲁迅精神嫡传的形象，栩栩如生，仿佛眼前。再如俞平伯的宁静，巴金的深情，冯牧的好客，吕荧的书生意气，王瑶的烟斗，韦君宜的抑郁，周扬的悲苦，皆如一帧帧素描写真，让人过目难忘。
《风雨故旧录》与以往所常见的文人剪影大有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仅停留在勾勒文人形象与旧习，铺演文人轶事与情趣，而更追求从他们身上见证与折射出时代的风雨。
所见所闻，大都入得现当代史书的内容。熟悉现当代文坛运动史与思想史的读者都能从其所记故旧名单中看出，在这些文坛中心人物的身上，荷载着一缕意味深长的历史负重和记忆。
中国大半个二十世纪特殊的政治语境，主宰着每个知识分子的悲喜沉浮。总体而言，一部现当代文人命运史，就是一部以不懈的求索开始而屡屡坠入悲情苦难的历史，就如作者在《前记》中所说：“所写那些人物的遭际，大抵都与‘文革’有关，因此文章就难免坠入悲呛与痛楚的情境里。”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风雨的密切关系，端的非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理清的。在《心曲万千忆周扬》一文中，作者剖析了周扬身上的悲剧性，后在末尾写道：“二十世纪是多难的世纪，大抵怀瑾握瑜之士多半在不得已中死去，这是足以令人感慨而感慨不尽的，语云盖棺论定，无奈世情度量之乖舛，盖棺而不能论定者比比皆是，这只能有待于历史去作公正的论断。”这的确是历经风雨后的沉痛之语。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这是中国文人时时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但“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心凉”（鲁迅《秋夜有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二十世纪，并没有许诺给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多少春秋佳日，而更多的是频繁无端的文坛与思想运动所裹挟而来的暴风骤雨。等到风萧雨歇，则惟剩下面对满地落花而生出的怅然追怀和伤感依旧。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编《风雨谈》，就由衷地说“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还说“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更难消几番风雨，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这种风雨心绪，也许就是一种宿命性的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