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之书十之八九皆为苦难之作，即便那余下的十之一二你读后仍会笑出眼泪来。生之多艰，故有寄托，人力不足，故有神明，言之不足，故有歌诗。没有苦难就没有人类，没有苦难就没有文明。我思故我在，显得缥缈；我在故我思，见出深刻。《圣经》是西方文学的源头著作，是一部关于生命灵魂的的苦难书。沉厚的一部书只有两个字：苦难！圣书中没有天堂，只有人世的苦难。谎言，背叛，逐放，血腥，爱的无助，战争。亡国，迷误，求索，饥饿，见弃等等无不映现。阅读它更知何为苦难，阅读它可淘洗心中的恶与浊，去忏悔去获取充实谦卑的心魂。与其说它是神学著作，不如说他是人学之书。一部圣书历经一千多年才完成，累计了一千多年的苦难。面对苦难谁能无动于衷？但浩瀚圣书只能选其一二，以点带面，故本文选取《创世纪》，《雅歌》，《耶利米哀歌》以及“福音书”等。其中的篇幅分四个部分对《圣经》中的苦难进行反思分析论述，得出关于苦难的论见，并从中得出启示。
《创世纪》中的元初之苦
创世之初，一切皆为新生，人住在乐园，按说应无苦忧，但并非如此。有欺骗，有不忠，有背叛，有逐放，有嫉妒，有血腥，有权威的恐吓也有小民的无助。有漂泊，当然也有苦难信仰之坚定。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在欺骗并恐吓亚当，这是神教给人的第一课，亚当像一个孩子，他懂什么呢？照办就是了。神生怕亚当吃了果子与自己一样，能分善恶。世界的旧存势力总是利用哄骗恐吓、打压、等手段阻饶新生之物的进步，此种恶毒心理，人神无异。神又给亚当创造了女人，按说他们应平安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了。但那只灵性的“蛇先知”却开启了他们的灵光，使他们吃了禁果，见到了光明，知善恶荣辱。但很快神察觉到了，在神的逼问下，亚当供出了女人，女人说出了蛇。仿佛小孩子做了错事恐惧大人的批评，大人一发怒，什么都招供了。但是在这儿权威的严酷暴怒，人性的软弱、自保、自私、不忠、背叛，暴露无疑。这段故事所告诉人类的不仅是苦忧，更多的是人性的恶，恶也是一种苦，它的施予者与受害者都为苦。人类应该感恩于蛇，是它开启了人类始祖的智光，因为有了智慧、人类告别了蛮荒无知而走向了文明，人类却出卖了蛇。就像普罗米修斯，他盗取天火给人间温暖，不想却人神共弃，将其吊在悬崖之上令鹰啄叼食心肝，终生受此苦难，永世不得反身。往往被出卖被忘记的就是这些人，简直是宿命。谎言与背叛像两个不死的幽灵仍飘荡在人类灵魂的上空，实乃人类之大恶，人类受其苦害，但无法根除，人性的善恶总是如影随形，所以人世的苦难永无尽头。触怒了神，就必须受惩罚，这是宗教的逻辑。神的惩罚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蛇用肚子行走，女人受怀胎的苦楚，男人受劳累之苦。可是细思量，这确实为苦，就笑不出了。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上帝给了人类良善，谎言、背叛、嫉妒、仇恨是一胎并生的，至今日这些悖反的东西仍存在着，善没有增加，恶也没有减少，如此而已。该隐犯下了终生忏悔的事，被罚流浪离飘荡，他的后裔也是如此，不断迁徙。这儿又是一个隐喻，于是人类也开始了流浪与飘泊，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灵魂的故乡，但都没有找到。也许这是人世最大的苦。西言云：你不能第二次回到了故乡！屈原说：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太白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我们再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论述一下人类的漂泊流浪。希伯来文明是一种游牧文明，这不是一种安定的文明，而是一种颠沛流离、漂泊不定的文明，他们生活的环境更恶劣更残酷。这种游牧生活更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与信仰，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魄与胆略去开拓新的领地。所以这种文明产生了英雄史诗，所言之神又如此坚定，古希腊《荷马史诗》产生的土壤是与游牧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海洋文明，底色仍是漂泊。这两种文明另一主色调就是自由，因为广阔天地处处为家。他们的生活是变动不居，本质来讲是诗性文明。而农耕文明相对格局小些，生活相对安稳，少有漂泊之苦，故而文明走向了早熟，形成了老庄孔孟式的智性文明，不会有史诗的出现，宗教信仰程度也不强烈。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有大批关于流浪题裁的故事，一批又一批流浪汉产生，在此不作多叙，而中国就比较少了。在语言上，游牧文明的语言多为诗化的，如今日蒙古族的语言，而我们的语言则多显智巧，短句多。音乐上，苍凉、高古、沉雄、厚重的蒙古长调常令人听之落泪又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我听出了苦难，游牧文明的漂泊之苦，是在倾诉千年的苦难。所以，苦难诞生，信仰弥坚。富足安逸者少有信仰。信仰是灵魂笃行的指南，然行动之先在乎灵魂。信仰一定经历饥饿、贫困、焦虑、劳苦、不得等等之苦，然后信之愈坚。真信仰宗教者仍是劳苦之民众与真正的灵魂守望者居多。精神与肉体的苦共在，苦难就是人固有的存在，即人是苦难的载体，苦难就是人本身。苦与生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