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50名知名知识分子榜单。近来，有媒体也把八零后作家韩寒归类为“敢言知识分子”。韩寒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另类”，高中辍学，成为畅销小说作家和赛车手。其实，韩寒的辍学正好让其免受传统教育模式的毒害，看问题的视野更为无拘束，更为开阔。此外，互联网的发达为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他以博客为阵地，对各种公众事务、新闻事件发表辛辣独到的见解。逐渐被很多人奉为精神偶像。在当今的中国，类似韩寒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他们独立而大胆的声音在当下显得十分的稀缺，他们被民众视为“代言人”。
而在众多领域，本来很有发言权的专家们，却受到各种力量的掣肘、或者本身受到利益诱惑，缺乏独立性，面对事务普遍“失声”。例如在医疗领域，医院院长们不会站出来自揭家丑；在教育领域，大学校长们也不会痛斥高招问题。这让公众转向了虽然没那么专业、但敢言的知识分子。如今的环境下，仗义执言之人本来就不多，能谈出有信服力观点者更是少之又少，一旦有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更多的媒体会吹捧他们，其影响力也就再度倍增，受到更多人的追捧。
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是通才，可以跨越不同的领域针对社会而发言。而如今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异常复杂，人文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掺杂在一起，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常识”实施批判，在事务上，韩寒等敢言的知识分子（民众“代言人”）很难与刘谦之类的技术专家（他们往往是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竞争。无所不能的知识分子，在技术专家面前评论专业问题，很容易被抓住破绽。而现状却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众多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因专业知识不足，靠“常识”发表观点。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其共性是普遍丧失了独立性。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其抗议精神，即坚决跟政府保持距离，不直接合作，它的自我责任是永远的批判者。
然而在中国当下，专家型知识分子首先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上的原因是，他们往往依附于某种体制或者机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评论自己擅长领域内的公共事件。好比说，如果有一个魔术专家站出来与刘谦论战，显然要比韩寒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个人将很难在业内生存下去——因为他触动不只是刘谦，而是一个体制。
主观上的原因是，专家型知识分子往往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维护者。他们如果“发声”，也只能是体制的代言人，或者，他们只有选择沉默“失声”。
现在国家的现状，不是一介书生能改变的。
拿贪污来说，明太祖那时候惩治贪污现象，只要是贪污就判刑，贪污到一定数量（忘了，反正很少）之后，直接扒皮做成人皮稻草人，给别人警告，但是就算是这样也改不了。一批一批的官员落马，新上任的又开始犯。
堂堂一个皇帝都改变不了。你还指望他一个写文章的能付出什么行动？你说的轻松，你能做什么？
支持韩寒这样的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