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人们都在谈论国人价值观问题。2005年刘国光发起“马”、“西”指导思想之争，2006年贺卫方引起西山会议之争，2007年谢韬文章激起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之争，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个普世价值之争……林林总总，对同一件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
要问答这些问题，就要搞清楚现时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张岱年先生归纳为四点：即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和以和为贵。这样的总结让国人感觉很好，但不能说明现时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比如说环境污染问题，医疗教育费用逐年上涨问题等等。而梁漱溟先生却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特点的总结为十点，有褒有贬，如自私自利、勤俭、知足自得、和平文弱、马虎、好古薄今、守旧、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就感到为难了。梁漱溟先生总结的中国文化特点，没有在自己脸上贴金，倒觉得是自揭伤疤。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当今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有没有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在左右着人们？主流价值观是不是由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是社会精英层所主导？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对文化的多元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个人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中其实没有“个人”或“个人价值”一说，这一观念是作为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方舶来的。马克思关于“一切人自由发展”的那个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确己不再似遥远的海市蜃楼般缥缈，而是完全可以感知和把握到的事实。但当确认了利益的正当存在，肯定了个人发展的合理性，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又要进入到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功利主义时代？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对国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媒体曝光，从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在国外定居，对此，有网友戏称这种官员外逃或到国外定居行为是：“把亲人打到敌人内部去了，期盼将来能用我们的腐败把万恶的资本主义搞垮。”特别是近年来所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华南虎事情、俯卧撑事情、躲猫猫事件等等，告诉我们，建构一个主流的价值观是多么的困难。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现在谈价值观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连基本的规矩和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丧失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谈何容易？而且不容回避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价值观的变化有时会让我们感到惊诧，但是你却不能不面对它。比如，生孩子要不要先结婚就涉及到伦理问题，但是可能因为克隆技术的应用，在未来会让这个伦理问题发生改变。
再回头来看，看看我们历史上的价值观，原始宗教价值观是封建迷信，天人合一价值观是吃人的儒家礼教，中体西用价值观从来也没有让国人摆脱过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政治主导的价值观是严重的政治挂帅，是对人类灵魂的摧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原则为绝对的价值尺度,即主体对客体(包括人事、社会生活、自然万物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一切对象)的评价都是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符合伦理道德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被认为是无价值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去照搬历史，那么我们批判完传统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又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新的价值观呢？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不要传统，只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好的要保留，不好的，就要淘汰。今天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或者叫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既不能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认为都是糟粕，也不能仰视西方文明，把它奉为金科玉律。我们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当包括正义、平等、博爱、自由的观念，更应当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真善美、诚信、孝道等等。这些价值应该是相互融合，彼此有机地成为一体，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品质，进而夯实社会的价值基础，使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价值生态。只有当我们这个价值生态可以自我清除一些废物和糟粕时，才能在价值浮躁的今天捍守一种积极的价值观，进而真正推动个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开创一个以生命、人性、至善、大爱为主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