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无所爱好，只喜欢胡乱读点杂书，而得书的途径，跟绝大部分人一样，无非两条——借或者买。若换了孔已己先生，自然还有第三种途径——窃，但在我，一没那身手，二更没那脸皮，所以即或偶尔发念想想，也断无胆量付诸实施，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大概也如此。前些日子看电视报道，说眼下新出现了“拍书”一招，“好书者”用具备摄像功能的手机把书本内容拍录下来，化为己有。这能不能算作第四条途径？不太好说。如果仅拍录书中的某一小部分，我以为充其量不过是做读书摘记的另一种形式罢了；而如果拍录全本，比如，把四卷本近千万字的《战争与和平》全部拍下来？则拍摄者的耐心相比其这一做法本身的性质，大约更令人感兴趣，说实话——我不太相信真有那样的人存在。
说到借书与买书，同样是读书人，偏好也各不相同。清代的袁子才说过一句极有名的话——书非借不能读也，历来被许多人奉为读书的圭阜。袁枚这话的科学性到底有几分，当然大可商榷，但毕竟算是他读书的经验之谈，加上袁本人又以诗文家和美食家而非藏书家闻名后世，所以推测他一生读书，恐怕多半还是以借阅居多，个人购书和藏书的量并不甚丰。否则，以他做过好几任知县大老爷的家底，如今的南京小仓山应该多少也能跟宁波天一阁别别苗头吧。与袁子才相映成趣的是湖南人叶德辉，叶德辉的名气虽然没袁子才大，但也决非泛泛之辈，此公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目录、版本等方面都大有成就，是清末民初可堪比肩王国维的大学者，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叶德辉早年经商，发家后四处搜罗珍本古籍，辛亥革命那年，他在长沙坡子街的藏书楼观古堂已藏书二十多万卷，装满了一千多个书箱。叶氏爱书如命，曾在藏书楼的门上贴了张纸条：书与老婆，概不外借。一时传为笑谈。有时想，袁子才如果杠上叶德辉，肯定有趣得很——一个非借不读，一个打死不借。可惜两人前后差了有一百多年，关公终究战不成秦琼。
现代公共图书馆业发达，借书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去图书馆借书来看，既方便又经济，成为很多人的读书首选。象钱钟书先生，早年在清华就读时，借遍、读遍了半个清华大学图书馆，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底子。拿我自己来说，大学时读的一点书，也几乎全部来自于学校图书馆。记得那时，往往是在某人或某堂课上偶然听说了某书后，产生兴趣，于是转往学校图书馆按图索骥，这样做竟鲜有空手而返的时候，盖图书馆的藏书量实在够广够大。如此这般读书虽然不成系统，感觉却如同在书海里冲浪，爽快至极！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借书的感觉再怎么爽，也不可能全部取代买书。要说叶德辉、阿英、郑西谛那样的私人藏书家，日后恐怕终于不免会后继无人，但爱好买书者绝对不会绝种，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否则，所有的书店现在开始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一本明明已经读过或者图书馆很容易借阅的书，冲着心仪的作者、或者可亲的装帧、或者甚至某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铁了心非要买下来，如非同道中人，这种做法确实很难理解。其间的理由，马克思说得相当直白，甚至有些霸道，他说，书是我的奴隶，要为我服务！对书的占有欲，当是人类一切物质占有欲中的一种，只有掏钱买回家，这一本书，它才真正能算作你的“奴隶”，不用掐着指头细算还书日期，晨昏旦暮，枕席之畔，它随时听你差遣，随时供你亲近。难怪前人会发出“大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的感叹，拥书万卷，居然就有了类似做皇帝的感觉？我想说，一点不假，许多时候，这确是一切爱好买书者的真实感受呢。
当然，现如今爱好买书者也面临实际困难，主要有两点，其一，当代书生们普遍居室面积狭小、空间逼仄，书买回家后也没处放，稍不注意就容易积多成灾，拥书万卷的结果常常是满室狼籍，几无容脚之处。其二，书价奇高，一本书动辄售价三四十元，再看看自己可怜的工资单，热乎乎的购书之心立马就被浇冷了大半。总而言之，买书，似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性消费，天可怜见！如此说来，好象倒还是借书来得实惠啊。
再转念一想，管它是借书还是买书呢，实在不成，网络下载也行啊，只需天天能有好书读，就天下太平万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