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我们家是64年还是65年来到白石墩的。听母亲说，我们家最初在乌鲁木齐，母亲在东风制鞋厂工作。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和平起义之后，从军队分配到地方，在八道湾煤矿当会计。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举家搬迁到石河子，接着又搬迁到伊犁白石墩。我朦胧之中好像还能回忆起一些景象，只记得乌鲁木齐有个很漂亮的剧院，石河子有个极大的滑冰场。而白石墩除了平地而起的五个巨大的黄土墩之外，其它什么像样的建筑物也没有。
对于一个儿童而言，环境的巨大变化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在脸上、身上以及精神状态上留下深刻而沉重的印记。我是很快乐的，我甚至觉得白石墩比乌鲁木齐，比石河子更好，更有情趣，仅仅是那S型排列开的五个黄土墩，就有无限的趣味。
五个黄土墩规则而随意地散布在草原上，这儿是孩子们的天堂。与我同龄的一群孩子们常常出没在土墩一带。土墩上的黄土呈金黄色，土质纯正、细腻、均匀，散发着一股诱人的清香。孩子们常常用黄土捏泥人，造房子，建花园，玩“过家家”的游戏。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和卫敏是一家子，司军和齐群是一家子。我做丈夫，卫敏便是妻子；司军当爸爸，齐群就做妈妈。但是，两家的小日子常常是过了没多久，便闹翻了。要么就是各自单过，要么就是重新组建家庭。曾经多次换妻易夫，但通常都是本“氏族部落”的内部交易，决不轻易和别的“氏族部落“换亲。其实换亲只是一时的赌气，最终还得承认：“夫妻”还是“原配”的更让人舒心顺心。
白石墩草原的夏季，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草原上最茂密、最惹眼的，而且很像是人工种植的，是一种野生的名叫“阿萎”的半高杆的伞状植物（阿萎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材）。对孩子而言，阿萎是讨厌的，也是诱人的。讨厌的原因是阿萎有一股奇臭无比的气味，而它的诱人之处常常在下雨之后，浓密的阿萎叶子下面，隐藏着一层层，一簇簇的密如繁星，状似珍珠，色如玉石的小白蘑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在雨后的草原上，采摘到满满一筐蘑菇。最贪多的就是司军和我，我俩总是各自背着一个柳条大筐，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前面，而卫敏和齐群常常是挎着一只花篮似的小筐紧随其后。尤其是齐群，那手腕上挎着的“花篮”袖珍到了极点，三、五个大蘑菇，就能将她的小筐盛满。齐群的行动举止，用那时的话叫“娇气包”，用现在的话来评价，就是“小女人”。
像这种“夫唱妇随”亲密无间的氏族部落般的美好时光，没有维持多久，就宣告结束了。就在我们四个都要上一年级的那一年，司军的家搬到了畜牧队。畜牧队里大多是些哈萨克和维吾尔族牧民。牧民的日常生活就是放牧狩猎，就司军的个性而言，那真是如鱼得水。
我的家搬到了伊犁河边的农二队，这是一片水流交错土壤肥沃的河滩，是一个两三铁锹下去就能挖出一口水井的湿地，是一片植被密集百草丰茂的绿洲。
我和司军的家搬迁之后，我们四人生活各自分开了，但上学还在同一所学校。我们这个“氏族部落”，并没有因为生活上的分离而失去感情上的联络。我们在互相眷恋着，尤其是卫敏和齐群。我和司军不在她俩身边，感觉就像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家做针线，做针线的时时刻刻盼望着狩猎者的归来，讲述他们惊险而刺激的狩猎故事，用来慰藉她们这一天或几天的寂寞和企盼。
齐群常常对卫敏赞美司军的壮举。说司军能在“哈老维”（对哈萨克和维吾尔的简称）群里进进出出；能骑跑得最快的骏马；能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还能到牧场放羊，去深山打猎。饿了就大口地吃烤羊排，渴了就大口地喝马奶。卫敏不甘示弱，津津乐道地向齐群讲述我的不凡经历，说我能在冬天的苇子湖用柳条筐一筐一筐地捕鱼；能在夏天的小河汊中一丝不挂地像泥鳅般地游泳；在草丛中追逐像孔雀一般漂亮的野公鸡。饿了大口地吃野沙枣，渴了大口地嘬黑葡萄汁。
也不知道我和司军是怎么在卫敏和齐群面前添油加醋地编故事的。卫敏和齐群谁也不去推敲：还没有一杆猎枪高的司军，怎么能去深山打猎？那瘦弱单薄的身体，怎么去消化那宽阔的烤羊排？那肋条清晰的小肚子，又怎么能吸收那可以醉倒一个哈萨克壮汉的马奶？相比而言，我身材高大一些，粗壮一些，但我走道迟缓笨拙如同企鹅，一双内八字大脚以及肉乎乎的平足，怎样在河里像泥鳅般地游泳？又怎样去追逐箭步如飞的野公鸡？然而，从卫敏和齐群各自夸奖自己“男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别人不信，她们信，就像是老婆信任老公那样。
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四个渐渐长大，上完了小学上初中。一块儿玩，一块儿闹，也一块儿探究问题。卫敏曾经问我：白石墩草原为何取名“白石墩”？我信口答：很早以前，这里到处都是白石，于是人们用白石头垒成墩子，故名“白石墩”。卫敏半信半疑，去问老师予以证实。老师却这样解释道：所谓的“白石墩”，并不是到处都是白石，也不是用白石头垒成的墩子。“白石”在维吾尔语里表示数字“五”的意思，因此，把“白石墩”翻译成汉语，就是“五个黄土墩”。而这五个黄土墩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何意义，起何作用？迄今为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代军队在此建立的五个指挥台或点将台，用以操练兵马，检阅部队的；另一种说法是给古代王侯将相建造的坟墓；还有一种说法是旧社会巴依（牧场主）建造土墩用来区分牧场领地和势力范围的标志和界限。
卫敏是个聪明好学的姑娘，对老师的解释深感兴趣，于是借阅史书进一步探究。她认为老师的前两种说法，恐怕要追述到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的乌孙国。白石墩南面的山叫乌孙山，乌孙山的南面有条特克斯河，北面有条巩乃斯河，两河向西汇聚而成为伊犁河，史书说这里就是古代乌孙国的领地。乌孙国是中国古代西域最繁荣昌盛的游牧大国。如今，在特克斯河一带，像“白石墩”这样的黄土墩，可谓连绵不断，数不胜数。由此充分证明了“黄土墩”的历史渊源。而老师的最后一种说法似乎根据不足，更大的可能是牧场主为方便起见，顺手牵羊，将废弃的古墓或点将台来一个古为今用，约定俗成，从而变成了瓜分草原的界限。
总而言之，黄土墩是历史的遗迹，属于历代当权贵族的产物。文革时期统统划归“牛鬼蛇神”范畴。到了文革高潮，现形的牛鬼蛇神被揪斗、关押，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造反派强迫他们挖土墩，造土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