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宅位于村中心的大街旁。是一座以西窑为主的老四合院，南北各有三孔窑洞，东面是一个大客厅。是村里建筑年代最晚（先后花了近十年时间，建成于民国15年）的大宅院，即我的曾祖父手上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建造起来的。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原国民党赵城县政府流亡到我们村，统委会机关就住扎在我们的老宅院里，那时候父亲刚刚记事，对当时的一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每每与我们闲谈起来的时候，都神情严肃地说：“可了不得啊！大门口日夜都有两个站岗的，人不能随便进的”。1943年秋天，日寇打到村里，第一个烧掉的就是我们院子里的“东大厅”，据说，当时在西山里躲“日本鬼子”的曾祖父看到村里的滚滚浓烟，从位置上判断出是我们家院子里冒出来时，马上就昏死了过去。也就因为那以后的那座已残缺不全的院子，解放后，我家被划成了“富农”成份，除给我们剩了三孔南窑，其它的八孔窑洞都被当时的农会分给了三户贫下中农。从那时起，我的祖母（祖父在家乡解放前夜过世）就带着我父亲、还有一个姑姑、两个叔叔，在那三孔南窑里开始了无依无靠的艰难生活。
1958年大跃进年代，当时的大队在我们院子东大厅的废墟上重新建了一所房子，尽管远不如原来的规模，但总算是又成了一座完整的院落。由于位置处于村中央，又有了大队的房子，这里自然就成了村里大型集体活动的中心，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近20年时间里，无休止的冷酷无情的政治运动，无数次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都在这里进行，曾把刑事犯罪分子绑得屁滚尿流，也曾把阶级敌人批得又倒又臭。“四清”运动中，这里更是热闹非凡，被村里揪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在这里纷纷亮相，当时的公社和大队两级“革委会”还让村里有绘画和写作能力的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虽然也属“专政对象”，但离了这些人也别无它法），把新型阶级敌人的所作所为，绘成漫画再配上诗，贴在“东大厅”和院子四面的墙上，供人参观、批判。于是乎，就导演出了让所有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在这里“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悲喜闹剧”。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荒唐透顶，让人啼笑皆非。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宅给我留下的有惊心动魄，有悲叹遗憾，也有欢欣意趣。
不是么！“文革”武斗正酣那年，我才四岁。因为武斗双方都想抢夺“堡垒”，所以，我家的院子自然成了当作主攻目标，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玩，一队持枪人马突然涌进，看见一只兔子在院子里跑，就听见有人喊：“打，快打”，随即就是“哗哗”地拉枪栓声，接着就见有人向兔子瞄准，看到这阵势，我也顾不得害怕，急忙走上前去，大声喊道：“不敢，那，那是我家的！”那些人听到喊声，看了看我，再看了看那只兔子，就“哈哈”地笑了起来，随即停止了动作，我家的兔子才“幸免于难”……。也正是由于“武斗”的混乱，院里几家人商议后（虽说商议，其实由那三家说了算，人家说怎么就怎么，我们跟着就是了）把原来临街的南大门封死，走开了外面僻静的北大门，以至于我们小孩晚上出门感到特别的害怕。
当时，我们院里共有五户人家，除对门我叔伯哥他们家成分也“高”以外，其余三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叔伯哥大我一轮，1968年初中毕业，属“老三届”的，本来也是学习“佼佼者”，但由于出身原因，未能继续升学，回乡以后，村里几个跟他同病相怜的小青年常在一块或长吁短叹，或高谈阔论。谈话的主题，就是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那句：“往后，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人，在升学方面是没有什么盼头了”。也正是在他们看来不大经意的牢骚话，却在我幼小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和无望。七、八年后，这话还真的得到了验证，尽管我的成绩还可以，却也被拒之于高中门外。（多亏有了再以后的拨乱反正，才有幸补上了高中这一课）。
院里跟我同岁的还有两个男孩，都是“根红苗壮”的，其中有一个他父亲还是村里的“贫协代表”，在当时这可是极为“了不得”的头衔，同一个院子，固然免不了在一块淘气玩耍、或打打闹闹，一旦恼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骂我“地主富农”，在当时这可是骂人最为恶毒的语言啊。“文革”时期，村里给贫下中农发“红书包”，里面装“雄文四卷”，我是“黑五类”子弟，当然没份，放学回家，他们双手捧着“红宝书”，脸上写满骄傲和自豪，扬起头来左顾右盼不停地炫耀，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便投来乜斜的、轻蔑的目光。那时的我还真有点无地自容啊！那位“贫协代表”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无论跟谁打交道，从来都不肯吃亏，在我们院里，特别是对我家，稍有一点在他认为不顺眼的地方，诸如孩子们发生点争执啦，鸡猪跑到他房门前啦，动不动就耍刀子、弄斧子的，一年四季都把空气搞得紧张兮兮，其子也被娇惯得有恃无恐，非常蛮横。记得有年夏天的中午，我们仨孩子在上房顶的楼梯里上下跑着玩儿，“贫协代表”的儿子冷不丁就把我推了下去，另一孩子他妈在楼梯下面纺线，正好我就砸在了纺线车上，身上划了几道口子不说，还把纺线车砸坏。我趴起来就揪住他打架，被在场的大人拉开后，也就没事了。本来是我吃了亏，可等“贫协代表”晌午回来后，却不依不饶的，又是骂骂咧咧，又是磨刀霍霍，折腾得要死要活的。这下可把我的祖母给惹火了，就拉着我，走到那位不可一世的“贫协代表”面前，指着我背上的伤，寸步不让，义正词严，据理力争，直到把其痛斥得哑口无言，悻然缩回。虽然，那次争执我们占了暂时的上风，但却为以后“贫协代表”变本加厉地整治我们埋下了“伏笔”。到那年秋天，我的一位从小就送与他人的叔伯姐，回家看我们，想吃点山药蛋和红薯，于是，我的三叔便领上我们叔伯姐弟几个到自家的“自留地”去刨，正刨着，我老远看见“贫协代表”也往地里来了，可也不知咋的，等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却又折转身子，气势汹汹地返回去了，当时，我们都很纳闷儿，他这是犯哪门子邪了，是不能见我们么！“嗨，管他呢！咱刨咱们的。”可万万没想的是，等我们回到村里时，老远就看见我们院已经封死的南大门外，立着一群人，等走近一看，那里立着大队、小队的几个干部，都神情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