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淑敏有一次到一个大学演讲，被学生问到人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和灌输的问题，又极易被回答者泛化处理，说得不痛不痒，引不起什么共鸣。须知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一直过于理想化，从第一篇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算起，社会对他们灌输了太多大而无当、空洞乏力的思想，对于社会负面因素却只字不提或语焉不详。大学生们大都经历或正在经历着心理上的断乳期，对那些与教育内容不符的社会现象，与生活经验不符的教育内容极其敏感，再来给他们唱一些什么幸福像花儿一样的高调，或是讲解一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道理，无疑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那一刻全场静寂，毕淑敏思考片刻，脱口而出：“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大学生们认为毕淑敏敢于讲出真话，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她没有那种布道者的伪善。遗憾的是，毕淑敏并未对这句话为什么引起共鸣作出更深刻的阐述。
八十年代的中国有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讨论，那是两位青年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信，提出“人生路越走越窄”的问题。事过境迁，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现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两个问题如出一辙，可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自身，人生无意义的结论完全可以由人的生物性推导而出。
众所周知，人是具有双重性的动物，一种是生物性，或可称之为“兽性”，指人的各种肉体本能，食欲性欲等可归为“七情六欲”的东西；还有就是人的社会性，也可称之为“人性”，这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人进行不断的塑造，使之获得的信仰、价值观和道德感等。这是一个后天的，对人的生物性进行压制的过程。
那么，如果对人的生物性不加限制，任有本能驱动，人就会陷入到一个欲壑难填的境地。无休止的追求高不可及的目标，永远的不安、紧张和恐惧，这就使人无论到达什么样的高位，获得怎样的财富都不会感到满足，这种永不满足的心理欲求再伴随着不断的挫折感、沮丧感，当然就会产生人生毫无意义的感慨。
产生这一感慨的另一原因还有人的社会性的缺失，也即是理想、信仰、价值观甚至道德感的缺失。一个人如果能将自己的生物性本能转化对某一目标的追求动力，再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使之转化为现实，一般就会获得一种心安、满足和幸福，亦即毕淑敏想要表达的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个意义。”
生物性和社会性永远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达到完美的平衡，始终处于一种分裂和对抗的状态，可以说，“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如果把生物性和社会性作为两个变量，便可以推导出许多类型的社会行为，这个比较有趣，可以一试。
如果生物性占据绝对优势，社会性相对缺失，通常都会变的有害。譬如变的骄奢淫逸，无恶不做，把物欲和人欲发挥到极至。这样的人或是因为个人的奋斗有过很大的风光，或者是因为遗产等原因而拥有了极大的财富，他们生活安逸而无须忍受常人苦难，身居高位而漠视社会原则，使奸作恶却能逃离责骂惩罚，长此以往，生物性得以极大的膨胀，而膨胀的结果也往往导致个人的毁灭。当然，也有一些人身处社会底层却不能独善其身，身为弱势群体却乐于同类倾轧，好逸恶劳而恶念滋生，这类人也往往成为民间最为人痛恨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生物性表现的很微弱，但社会性却很强，往往会导致一个人的出世隐逸。一方面，他看透了生死富贵，不愿意再为浮名而斤斤计较，另一方面他拥有着坚定的信仰，或者说，他被一种信仰深深俘虏，劳劳牵制，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而且个人往往是获得这种信仰之后才开始对自己的生物性进行压制。可以说，这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宗教，甚至是邪教。温和的宗教一般都有劝世和改良社会的作用，而邪教却只能带来狂热和罪恶。
如果一个人的生物性很强，而同时他的社会性也很强烈，往往就会造成个人在俗世上的极大成功。一方面他拥有极强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能为这些欲望注入强大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也就是说，他想成功，也愿意付诸实践。同时，他也接受身边的规范和道德制约。这样的人，或者激流勇进，或者特立独行，常常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众人心目中的英雄。
最普遍的状态是，一个人身上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对平衡。他们拥有普通人的各种欲望和利益诉求，却能很好的遵守法律法规和一般的道德规范；他们不太满足现状却也能自我平衡；他们也常常怨天尤人却不愿铤而走险；他们相互嫉妒却能相安无事；他们安分守己也愿意积极进取。这样的是最常见的人，在庸常的乡村，喧闹的街市，安静的办公室，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毫无疑问，他们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说，这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也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基座。
很久以前，我们的政治体制鼓励人要敢于“与天斗，与地斗，征服大自然”，然而，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表明，大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人最应该与之奋斗的就是自己，而如何认识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值得我们一再讨论。

附注：（１）请参阅毕淑敏文章《人生没有意义》
（２）本文关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概念取自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