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儿都认识这个女人。大家管她叫“疯子”或是“精神病”。
她住在我们单位隔壁的敬老院里。她算不上是五保户，还有丈夫和儿子，但就精神方面而言，他们的表现比她更差——连敬老院都不愿收留他们。单纯就疾病而言，他们一家人应该在精神病院里休养——不过，这可是诺大的一笔开支，没人支付。
这个女人之所以住在敬老院里，是因为，镇子上的民政主任实在看她可怜，或者换种说法，实在是被她纠缠的受不了——不晓得是哪位好心人指点了她，这位疯妇，天天来政府里闹，说自己没房子，没饭吃，要政府管。这都是事实。民政主任替她申请了低保，钱不敢给她，怕她丈夫胡乱花——她丈夫疯疯癫癫很少回家，偶尔回家，只做两件事，一是打她；二是向她要钱，不给，还是打她。她本是精明能干的女子，生生让他逼疯了。钱每次是村里的会计领了，买成米和面之类的生活用品送去——她也不感激，心安理得的收下，有时还莫名的怀疑，嘀嘀咕咕的自语：“钱都叫大队撸了去。”“大队”是农村对村支部这一基层的简称。话传到会计耳里，会计又好气又好笑：“一年统共两三千，那里就够他们母子吃的，大队还贴不少呢。真是疯子不值得可怜。”
她还有一个儿子，今年二十多岁。据说疯得更厉害。
她的生活本不是这样。她的丈夫没疯之前，家里很宽裕，八十年代村里为数不多的万元户就有她家。丈夫很勤劳，她还会缝纫，替人做衣服，收入很好。他们商量着再盖座大新房，储蓄全部拿出来，还向别人借了一万，本想一年半载就能还上。谁曾想，她丈夫就疯了。房子盖了一半停工了。为了还债，还得给丈夫治病，供孩子念书，她什么都肯做，唯一受不了的事就是丈夫老是打她，时间长了，她的意识也不甚清醒，渐渐也疯了。
她儿子考上了大学，她也很欢喜，精神好了很多，说话做事也有条有理。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两年后她儿子被学校劝退，理由是她儿子在学校里老偷女孩子的内衣，被医院诊断为“精神病”。
她一下子垮掉了，彻底的疯了。逢人就骂，骂学校，骂政府，天天去政府里闹。去年，她的住所房顶塌了，没法住。民政主任头疼了好几天——他也变不出来钱，后来，终于想了个办法——让他们去敬老院里住——敬老院是个国营单位，政府还是说得了算的。
只有她一个人来住。那天我在敬老院大门口遇到了她，她居然还认得我，下乡查体时我给她检查过身体。她主动和我打招呼：“医生，你也在这里？”
我笑笑，指了指隔壁。
“你现在在这里住？也挺好的，这里饭食不错。你儿子呢？”
她的神情忸怩起来，很不自然的答道：“嗯，这还好吧，终究赶不上自己的家。”
我差点认为她的病好了。这女人的神情忽然变得狐疑起来，“这里的人都偷偷摸摸，我要个床单都不给。他们都是偷的。不敢给我。”
继而她又愤怒了，“是些什么东西？”
我怕她发病，急于脱身，应付的问道：“你儿子也来了？”
“没有。”她的态度一下子温和了，“我叫春跟我一起来，他不肯，这傻孩子，我说，人家的饭比我做得好，还有肉。他就是不来。这不，我每天送给他。”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怀里抱着一个饭盒。手里还提着一个方便袋，里面装的好像是馒头。
那时正值冬天里最冷的“三九”，我不晓得这位衣衫单薄的疯妇每天是费了怎样的辛苦把一日三餐送到她儿子手里。
她说“还好”时的忸怩，一定是她记起自己以往的体面，觉察出现在寄人篱下的难堪。可生活，如同一把磨人的刀，逼得她顾不得体面。我的精神病学老师曾经说过，有些精神障碍，是生命对自己的保护。
我至今犹记得，唤着儿子的名字“春”时，她的眼睛里赫然有种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在每个有子女的女人身上都能体现。它就是——母亲！
这既是她在这世界上存活的唯一动力，也是她黑暗生命中唯一的光。
那一刻，我忍不住别过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