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我们知道，孔子自己不善言辞，他的弟子官至季氏家臣，而他只能挂个闲差，和他言辞缺乏煽动性，无法与其他能言者竞争有很大关系。
所以他经常批评那些会文饰词藻的人，说他们大多数只关注外表，不注重自己的内在，讨厌那些能说会道人，他注重实事求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夸夸其谈，巧言善辩，作为君子，当讷于言，敏于行。孔门师生是一帮正直、真诚的人，做人的态度比较严肃，其中能说会道者不多，曲意逢迎、卖乖取巧更是其门风所不容的。如孔子曾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曾说：“刚、毅、木、呐近仁。”（《子路》）都表现出他对巧于言辞的极不欣赏。也许他吃过轻信别人巧言的亏，接受教训而长了记性，所以还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表现出他对花言巧语的格外警惕。
对于巧言令色，每个时代都有它准确的解读，我们现在把这种巧言令色的行为更形象地称为“拍马屁”，或者文雅的称为“巴结”，“戴高帽”等等。当今社会已经是溜须拍马成风的社会，拍马屁者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直拍的领导开怀大笑，口口推辞“哪里，哪里”，心中如灌了蜜一般，心满意足的样子。拍马屁者自然是有所图谋，想着能和领导拉近关系，能有提拔的机会，能让领在关键时候行个方便。所以才说个那些言不由衷，谄笑美言，让领导心里舒服。正如孟子所形容一样：“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意思是说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这真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菜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啊！（《孟子?腾文公下》）。
我们不由得要追本溯源一下巧言令色的渊源，产生这种情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和一个社会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体制下，对于当权者来说，都是专制独权，往往有着决定别人生死大权，而身为其下很多人，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往上爬，在原则问题上当然不敢和当权者义正言辞辩论，而是谄笑奉承，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历史上把这种本来发挥到极致的，可以说应该说是皇帝身旁太监们，他们深知伴君如伴虎，所以如履薄冰，说话是溜须拍马，专说皇帝爱听的，这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小命，这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也是在这种制度下悲哀的产物。另一个说起来大家都知道的和珅，他正因为他巧言令色，溜须拍马的功夫了得，所以才得到皇帝的赏识，才会高居官位，执意无恐的收受贿赂。
我们试想想，如果是在一个法制和民主健全的体制，权利得到有效的监督。那么及时当权者行事也要有法可依，有监督的情况下，我想巧言令色者也就无利可图了，自认这种现状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说越是专权，越是没有民主可言的社会，才是巧言令色者大行其道的社会，也是人性最悲哀的败落。
那也许我们有些疑问，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锻炼我们的口才呢，其实口才和巧言令色还是有区别的，口才好比是一个工具，说话让人听着舒服并不是短处，表情和蔼或者恭顺一点也无可厚非，甚至还是与人相处应该需要的，关键是我们要做到心诚坦荡，没有私心。问题是有些“巧言令色”之人，心里所想和嘴上所说，挂在脸上的笑容和心里着急要去做的，根本是两码事，恭顺之下包藏自己的心机。现实生活中，巧言令色者往往有两个行为特点，其一是在强势者面前毕恭毕敬，但内心却打着自私的算盘，说白了就是把你当做自己的工具，如果把领导当做自己进身腾达的阶梯，他整天围着主子极力的拍马溜须、阿谀奉承之能事，目的不外是让主子提拔他，甚至暗中谋划着如何取而代之。他百依百顺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很少按照主子的旨意办事，实际就是一双很容易扎脚的“破鞋”，做啥都不靠谱。及时在主子贪污犯科被“双规”以后，他也会把主子揭发个底朝天，把自己首先解脱出来。其二是在弱势者面前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动不动就口出狂言、横行霸道，有时候还会公然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付弱者。这两种极端的表现在一个人身上，竟然看不出有什么不协调，好像狗儿一样，一会摇尾乞怜，一会又呲牙咬人。古往今来，中国的官场从来不缺乏“狗腿子”式的“小人”，他们个个巧言令色却包藏祸心。孔子以前也做过官，也许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看透了他们败坏的本质，对之深恶痛绝，才发出了“巧言令色，鲜仁矣”的感叹吧。
做人要“真”还要“诚”，人的美德是发自内而形于外，我们的言语和表情能够抒发我们内心的世界。虽然有时候迫于环境需要委婉的表达方式，但委婉与虚假也能够区分开来的，晋代有个张凭的说：“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后薄，故体足者难耳。巧言令色之人于仁性为少，非为都无其分也，故曰鲜矣有仁。”所以达不到仁的标准，也不要紧，只要你真诚，并且尽力做好这些事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