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手指有些犹豫地敲下这几个字时，我的心里却立刻鼓足了勇气，像是要决意叩开一扇陌生的门，去拜访一位仰慕已久的朋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方的农村度过。冬季的乡下，躲在厚厚白雪下的村落，显得格外干净、寂寥、温馨。尤其是当一两声鸡鸣犬吠打破沉寂，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你就会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工、神来之笔，是如此神奇地将朴实的生活，融合到一种意境悠远的画卷中。站在清冷的晨风里，心里涌动着暖意。故乡的美，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就永远深藏在了心底。我想，当年萧红弃家临走之时，最后一次回眸远望，铭刻在心里的或许就是这幅美丽的画面。因为《呼兰河传》，便是从冰封的土地上长出的一棵奇葩，冰骨清奇，清香怡人。
罗马罗兰说：“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其实，这些岛屿如同颠簸在汪洋中的诺亚方舟，只能使人暂时摆脱现实，逃避烦恼罢了。我想，在颠沛流离中求索的萧红，会不会在累了的时候，也静坐下来，去捡拾遗失在岁月尘埃里的那些记忆的碎片。她细心地擦拭它们，拼凑它们，用最温情的想象修复它们，使它们明亮起来，生动起来，幻化成最富有魔力的文字，为我们娓娓讲诉呼兰河的故事。
地处黑土地的呼兰河，是否还依然在流淌。生活在河畔的人们，是否知道一个叫萧红的女人，用最后一抹生命的光亮，将这条普通的河，印照在许多人的视野里。呼兰河在歌唱，轻柔徐缓的旋律，轻轻地萦回在《呼兰河传》的字里行间。
我惊异于在那个朝不保夕的战乱年代，一个人该有怎样纯净的内心世界，才有勇气和能力去还原这个世界本来的美。困苦的生活使萧红不堪重负，但黑土地、呼兰河赋予她的灵性使她的笔触细腻委婉，空灵传神。于是她用文字的颜料为我们绘制多彩的画卷，许多生活化的细节和自然景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曾在小学课本中学过的《火烧云》，就选自《呼兰河传》。那一段文字色彩丰富，动感十足，于繁复的变化中又跳跃着音乐的律动，使人感受到一种希望和生机。古老的汉字，记述历史，但更多的是传承精神。精神的力量总是支撑人去求索，去进步。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中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在我看来，它也是一面放大镜，虽清晰地展示呼兰河的生活风貌，却更深刻地暴露了国人的劣根性。萧红深得导师鲁迅先生的文法精髓，虽有女性的温婉，看似轻描淡写，只一个大泥坑，便让三六九等的人，都显了本来面目。其实，那样的泥坑在北方的农村很常见，那样的故事也不新鲜，但它存在的时间那么久，存在范围那么广，多少便有些耐人寻味了。
读其书思其人，是许多人的毛病，我也不例外。读《呼兰河传》时，我在心里常常描摹萧红的神情容貌。该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敏感聪颖，但却没有她的尖酸刻薄；该像薛宝钗的宽宏大度，但却没有她的圆滑世故；该像史湘云的的率性坦荡，但却没有她的粗陋疏狂。但萧红自己说，她是苦命的香菱，在男人面前煎之熬之的香菱。
2009年第一期《散文》上，耿立的《临终的眼：萧红》，为我讲述了萧红的归宿，叹惋之余，甚感惆怅。抗争时的决然，顺受时的默然，同样的令人震颤。原来，萧红更像一株柔弱的藤萝，她倾付真心柔情，只想依偎一棵坚实的大树，哪怕是嶙峋的岩石，风雨共担，荣辱与共。但最终，她却在孤苦无依中，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1942年1月，年仅三十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绿的汛潮已然在辽阔的原野上汹涌。当我把目光投向窗外，黎明的曙光像一把巨大的羽扇，正轻轻地拂去夜的残片。那轮红日就要喷薄而出，阳光的飞瀑将倾泻而下，清洗每一个劳碌的身影，冲刷每一寸厚重的土地。那就请照耀那一方矮土吧！温暖那个让人想起就心疼的女人。